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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摘自:期刊网电子版南风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当下中国必须重回历史。无论从文明传承还是民族复兴的视角,都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影像中看出中国的“国家独特性”。

为何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中国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屹立不倒?因为与同时代很多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不同,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都在致力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这是中国“国家独特性”最为显性的特征,也是理解当下中国、思考未来中国的逻辑基点。

独特的背景

“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西在其《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开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中国“独特”之源。哈尔西通过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放在世界历史语境下,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为何能屹立不倒,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但在探讨中国如何较为成功地构建现代国家前,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前,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与后来有类似历史遭遇的国家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我们不妨从最直观的历史事实入手,即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疆域大体保持完整,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失去对疆域的控制。相比来说,在领土和人口上曾一度与清朝中国接近的奥斯曼帝国,最终“萎缩”到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则彻底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大一统”思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无需赘言,但在清朝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体现在清朝政府对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在内的边疆的实际控制力,但更为关键的是,就治理手段来说清朝政府已经带有某些“现代”特征。

相比于明朝,清朝对边疆的控制,带有更明显的事实管辖特征。比如,清朝在击败准噶尔势力后即在拉萨驻有常备军,并设立噶伦与西藏地方精英共同处理地方政务,后来又设立了常驻拉萨的驻藏大臣。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清朝政府对边疆的军事控制,主要考虑是为了稳定作为统治核心的内地。也就是说,把稳定边疆作为统治内地的外围屏障。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军事存在”至今仍是一国中央政府彰显事实管辖的重要手段。清朝政府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与旧式、传统的帝国以及欧洲殖民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政治意义上已带有现代特征。

美国学者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中,以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旧式帝国为例,详述了对外扩张与帝国存在之间的密切联系。简单地说,这些帝国的扩张与财富掠夺直接相关,一旦停止扩张,帝国存续危机就接踵而至。而清朝则完全不一样,它对边疆的控制与财富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与带有现代性的主权管辖更为接近。

中国历史上在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权力运作的世俗化方面,远比历史上那些欧亚帝国要成功和有效。

另一个差异是治理手段。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其对外扩张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清朝政府重视宗教在稳定西藏、蒙古、新疆中的作用,但它也一直在政策上防止宗教权力化,底线是不能使宗教影响转化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力量。

清朝乾隆年间在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对“伯克”(地方首领)制度进行改革,废除其世袭制,并禁止阿訇介入行政性事务管理。在官僚体制上,这种做法已经在向更具现代特征的“非人格化”靠拢。

政治原则上实行政教分离,权力运作上推行世俗化,这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不一样,更带有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特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个不同点:中国历史上在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以及权力运作的世俗化方面,远比历史上那些欧亚帝国要成功和有效。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具备主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意识,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无意识”的。但在当时清朝中国独特的内外环境因素作用下,客观上促成了其不同于旧式帝国的特征。

18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突破2亿。这样的超大型人口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意味着,即便清政府维持极低的税率,也能产生庞大的、足以确保国家正常运转的财政收入。

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现实,事实上形成了人口高度同质化的局面。这一方面为内部分歧、矛盾乃至动荡的低频率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延续、塑造身份“认同”。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中原为腹地的文明核心地带,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向心力已反复被证明,这种影响在清朝达到了新的高度。比如,即便在与沙俄和清朝都对峙、战争时,准噶尔依然能清晰地将两者区别开来。他曾致信康熙,“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

但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历史中,国家“认同”可以说从未真正产生过。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地方精英,他们对“认同”的感知,从未超越过对利益的盘算。

如果把19世纪中期视为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起点,那么在这个转型开启之前,清朝中国已带有较为明显的“二元”特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皇权统治,依然是传统、旧式的。但另一方面,清朝中国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特征。

独特的路径

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也是被动的。但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一味地陷入被动,而是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寻找主动。

在民族国家转型方面,学术界較为主流的概念是“财政-军事国家”。其基本逻辑是,军事开支的攀升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从而倒逼财政体系的改革,进而引发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权力结构的变化,最终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个逻辑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很有解释力。1490年欧洲独立的政治实体数量约为200个,但到1890年降为30个。这段历史正值欧洲战乱频仍时期,也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基本吻合。

有屹立不倒,也有轰然倒塌。非西方世界亦然,只不过更多地是以被殖民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客观地说,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某些非西方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不是没有进行过抗争或救亡图存式改革,有些也尝试过打造“财政-军事国家”,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失败了。

而且,失败的原因都存在某些相似性。用哈尔西的话说,那就是“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国家)与千疮百孔的经济”。他在讲述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的印度时写道,“欧洲人遇到的不是强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继这些帝国后出现的一系列地方性国家。”

同样是遭遇外部冲击,中国历史的演进路径完全不一样。在某些学者看来,中国迈入现代国家门槛遵循的依然是“财政-军事国家”逻辑。经济上的土崩瓦解与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晚期的共同特征。这两个特征,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中国历史中并不明显。

内忧外患造成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经济实力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抽取能力,不足以转化为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晚清的中国在应对方式和成效上与上述非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

欧洲殖民帝国在印度建一个工厂,就能轻易地将其政治经济模式复制一次。但这种情况在晚清的中国从未发生过。

根据斯蒂芬·哈尔西的研究,去除通胀因素,清朝政府的税收收入,从1842年的白银4200万两,增加到1911年的1.2亿两,总共翻了3倍。虽然清廷在趋势上行将就木,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危机下中国的国家建构却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在应对内外危机的过程中,清朝政府不是在正常的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叠加”一个包税人制度(莫卧儿王朝印度的做法),而是依托已有的官僚体系实施财政体制改革(比如推行带有地方税特征的厘金制度),从而“内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19世纪50年代前,田赋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占七成以上,但到19世纪末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新兴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税收比例大幅上升到60%以上。这样的财政收入结构,已经接近19世纪初的英国。

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强军,后来延伸到近代工业、教育乃至治理体系(比如建立警察制度)。这种政府层面的现代国家建构的成功,离不开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即强大的对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哈尔西写道,“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个工厂,到18世纪中期,它的贸易已经开始改变孟加拉已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就是说,欧洲殖民帝国在印度建一个工厂,就能轻易地将其政治经济模式复制一次。但这种情况在晚清的中国从未发生过。

经济上的韧性与政治上的韧性相辅相成。政治上的韧性,得益于清朝政府在权力的集中与下放问题上的务实(或者说被迫)调整。清朝早期的权臣是多尔衮、鳌拜、索尔图、索尼等,但晚清活跃在权力场的却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官。

从满族统治精英的角度看,这是与汉人“分权”的问题。但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权力体系“开放”的问题。也就是说,出于应对王朝危机的需要,晚清政府的分权客观上导致了权力体系的开放。而权力体系的开放性,是衡量现代国家建构的指标之一。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中国政治上解体。晚清汉族权臣,尤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没有取清廷而代之,不能不说是一种“愚忠”。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国家意识”的一面。

在某些学者看来,国家意识的萌发和提升,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政治上大一统和疆域上大体完整的重要原因。清帝退位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各路军阀完全掌握地方的财政、行政和军事大权,但中国并没有分裂为多个独立国家。

独特的国家

清朝轰然倒塌时,带有现代国家特征的中国已经形成,虽然孱弱但极具韧性。这种特征是当时其他非西方大国所不具备的。《清帝逊位诏书》宣称总期“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有学者认为,这份诏书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大一统中国”理念的政治合法性。

如果说源于《清帝逊位诏书》的政治合法性只是“表”,那么当时中国政治精英和实权人物的“国家意识”可谓“里”。“表里合一”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韧性。比如,掌握新疆军政大权近20年的汉官杨增新,把新疆经营成了俨然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但同时他也一直捍卫中国对新疆的主权,从未有过脱离中央政府宣布独立的打算。

事实上,在军阀割据混战的高潮期,“独立建国”不仅不是选项,而且是政治禁忌。虽然各路军阀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却依赖于“国家统一”。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却还在继续。

在某些学者看来,军阀混战有导致中国民不聊生的一面,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竞争性政治”,谁能在现代国家建构上走在前列,谁就更可能实现国家政治上的统一。

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在路径上与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主要剧情变成了关于打造“财政-军事国家”的竞争。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李怀印教授看来,中国的路径更像某些欧洲国家。不过他也认为,与欧洲的英国、法国等民族国家先行者不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像后来者德国、意大利那样的自下而上,“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统一国家和建立全国政府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

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建构的竞争。

李怀印也指出,即便与德国、意大利相比,中国的路径也有着诸多不同,而且走得也艰辛得多。一方面,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外部地缘政治环境险恶,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区域政权要想在竞争中取胜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不像德國、意大利,在从事领土扩张和国家统一前,便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地方政权,民国初期的地方政权,总体上还停留在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的对华入侵,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国家建设步伐。

但日本侵华并没有完全阻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同时,也在进行国家建构的竞争。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写道,“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学者发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是其在西北贫困地区所展开的大胆、灵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重点是发动群众、合作生产、自力更生和纯洁党的队伍,亦即‘延安道路’。”

中国共产党能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原因有很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关键的原因之一是这支政治力量在现代国家建构上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当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偏安广东一隅的军阀派系时,宋子文启动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为其挥师北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财政改革乃至现代国家建构囿于种种原因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后来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丧失了政治合法性。

回顾19世纪50年代至1949年的中国百年历史,不难得出为何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同样也可以得出中国何以“独特”的结论。清朝政府在政权危机之下的应对之策,发展成中国政治精英的救亡图存,进而演变成现代国家的建构。这个独特路径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在国家转型上,会造就不同于当时非西方大国和帝国四分五裂或沦为西方殖民地的结果。而在转型路径上与西方的诸多差异,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在“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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